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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收承包费被定索贿,浙江遂昌一案遭法学家质疑

  • 时间:2019-01-04 17:50
  • 来源法律与生活网
  • 浏览量: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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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显而易见的经济纠纷被搞成了刑事案件:我父亲叶绍明等人依据协议收取承包费的行为竟然被认定为索贿!这使我父亲蒙冤被羁押9个月,至今还在高墙内!2018年3月14日,叶华景哭着对《法律与生活》记者说:一审时,我方律师以转包协议、承包协议等说明这是经济纠纷案而非刑事犯罪,也说明我父亲是农民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法院置之不理,还是以犯受贿罪为由判处我父亲有期徒刑一年半!既然他构成受贿罪,那么,行贿人在哪里呢?为什么无人受到追究?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叶绍明不构成受贿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明勇就叶绍明受贿案发表观点时说。 讨债讨来牢狱之灾 据记者了解,叶华景的父亲叶绍明是遂昌县新路湾镇蕉川村村民。在牢狱之灾来临前,一家人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 叶华景介绍,事情起因并不复杂。2015年,蕉川村的张某、周某同邻村的王某等人与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衢宁铁路浙江段站前工程2标分部(以下简称2标分部)签订了承包经营碎石加工业务的《协议》,干的活就是将铁路施工打隧道产生的渣石粉碎,再卖还给铁路用以施工。《协议》是以王某的儿子王军的名义签订的,共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临近蕉川村的胡家碎石加工厂,另一个在官溪。当时在村里任监事会主任的叶绍明对此并不知情。因张某、周某欠叶绍明几十万元(有欠条为证)。在向他们讨债的过程中,叶绍明得知他们取得了碎石加工的经营权,于是也要求加入,经多次交涉,他俩各自分了5%的股份给叶绍明。 \ (《协议》) 在后来的经营过程中,王某与张某等人产生了分歧,双方商议分开经营。程某(知情人士)手指《转包协议》称,2015年10月,张某、周某、叶绍明与王某签订《转包协议》。 2016年,私营业主楼振明主动找到了张某和他的儿子,要求转包经营碎石加工业务。经过协商,楼振明带着律师,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这完全是楼振明自愿签订的。叶华景手指《承包协议》说:协议约定由张某、周某、叶绍明一方出资出力负责清淤泥等事项,楼振明负责碎石加工厂的经营。 记者看见《承包协议》约定,双方承包期暂定为4年,楼振明每月交纳承包费12万元。 \ (《承包协议》) 在转包后的大半年内,我父亲这一方按协议约定负责了清淤工作,他每天在现场忙碌,还花费了16万多元。叶华景称。 起初,楼振明履行协议共支付了90万左右的承包费,但后来就开始拖欠承包费了。程某告诉记者:他与张某父子因此发生了纠纷。一向老实本分的叶绍明从未与楼振明发生过任何矛盾冲突。 2017年,楼振明向遂昌公安部门举报张某父子敲诈勒索。叶华景称:而我无辜的父亲却受到牵连被抓了! 从涉嫌敲诈罪到涉嫌受贿罪到犯有受贿罪 警察抓人的理由是涉嫌敲诈罪,而我的父亲他敲诈谁了?!他除了在厂子干活,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他所得的14万多元是依据协议楼振明应该交纳的承包费!需要说明的是,他还主动将此退还了。于是,我家人就天真地以为办案人员一定会弄清楚基本事实的,用不了几天我父亲就会回来的!叶华景哭着说:但是没想到后来罪名变了,2017年11月开庭时,遂昌县检察院指控我父亲等人犯了受贿罪!这对我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啊?! 法律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叶绍明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本不具备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程某称,第一、叶绍明是村民,只是任村民组织村监事会主任;叶绍明没参与过与铁路相关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的事情;叶绍明有什么职务便利?在介入碎石厂项目时,铁路最关键的征地工作已经结束,这时对铁路建设已经起不到任何影响。监事会主任能对铁路后续施工、铺铁轨起到任何影响吗?第二、叶绍明参与的项目,是从王军等人手中分包来的,当时是一分为二,如果叶绍明的项目有问题,王军他们的项目也必然有问题。但现实是,王军他们的项目到现在还在继续经营。为什么同样的项目,有两种不同的遭遇呢?第三、再退一万步,叶绍明涉嫌了受贿犯罪,那楼振明就是行贿人,理应也要受到惩罚。但事实是,先前是楼振明主动找到张家父子要求承包碎石加工业务,并且是他在自己律师的陪同下签订了《承包协议》的。他起先也是举报张某父子敲诈,后又改口说是索贿,他不仅没有任何事,现在依然在继续承包碎石项目,继续赚钱。第四、我们详细了解过,在叶绍明参与项目前,铁路施工单位将项目承包给宋某时,收购碎石的成本是每吨39元多,在叶绍明等人参与后,这一价格还下降了! 张某、周某、王某以王军的名义,与中铁十二局某部签订了碎石加工厂的承包《协议》、我父亲等与王军签订的《转包协议》、楼振明与我父亲等签订的《承包协议》都是合法有效的,中铁相关的项目经理也证明我父亲等人是承包经营。后来张某父子因楼振明拖欠承包费,双方确实有冲突,但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纠纷,而我父亲对此并不知情!叶华景称,遂昌县的政法机关却不顾王军与我父亲等人签订的《转包协议》和我父亲等人与楼振明签订的《承包协议》,偏偏只采纳楼振明有明显利益诉求的口供,来指控我父亲等人是受贿行为,最终这起经济纠纷就被搞成了刑事案件! 我父亲被立案侦查以后,楼振明的碎石加工业务经营至今,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向我父亲他们这些被告人支付承包费用了,他逃脱了他自愿签订的承包协议上标明的应当承担的支付义务,每个月少交了协议约定的12万元承包费,至今少说也已经上百万元,而我家则濒临家破人亡的绝境!我奶奶已经年近90岁,我爸爸进去后她每天以泪洗面;我妈妈患有心脏病,爸爸出事后她数度昏厥;去年我外婆病危时,我们曾向当地相关部门申请取保候审,提交申请后却石沉大海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啊!叶华景称,我们恳请相关单位紧急介入调查,还我父亲清白,还遂昌县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楼振明:我跟叶绍明没有纠纷 带着叶绍明一方所反映的问题,5月4日,记者拨打了楼振明的手机。 楼振明告诉记者,他与中铁一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因为张某、周某是村干部,就被迫与张某、周某等签订了承包合同。后来与张某的儿子产生了纠纷。 投诉方说你为不支付承包费就以被敲诈为由向公安报案,是这样吗?记者问。 楼振明以被迫签订承包合同为由予以回应。 记者问他,产生纠纷是因为没交承包费吗? 他回答,本来就不该交。承包合同是被迫签的。 他介绍了纠纷情况:张某的儿子带四五个人把路给封了20多天,就报警了。 叶绍明跟你有纠纷吗?记者问。 没有任何纠纷。楼振明答。 叶绍明很老实,是个好人!楼振明说。 遂昌县:请看法院《判决书》 为了求证叶绍明一方说法的真实性,记者来到了遂昌县县委宣传部。 网信办陈主任接待了记者。出示记者证、单位介绍信后,记者说明了来意。 在陈主任的协调陪同下,记者与遂昌县的政法机关取得了联系。记者请相关单位就叶绍明的遭遇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应。 直至5月4日上午,记者仍未接到回应。为了听到遂昌县一方的声音,记者在下午拨通了陈主任的手机,请他联系相关领导,在5月5日中午下班前给记者回应。 当天下午下班前,遂昌县法院办公室姜主任给记者打来电话,请记者看遂昌县法院的判决书。 遂昌县法院做出的(2017)浙112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书》载明:遂昌县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周某、叶绍明、张某某(张某儿子)犯受贿罪,于2017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周某、叶绍明、张某某结伙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被告人张某、周某、叶绍明共同索取他人财物74.22万元,数额巨大。张某、张某某共同收受他人财物19.5万元,数额较大,4被告人的行为均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向本院移送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据遂昌县法院做出的(2017)浙112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书》,张某、周某、叶绍明、张某某犯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2年2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1年2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学专家:叶绍明不构成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明勇教授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叶绍明不构成受贿罪,其理由如下: 首先,叶绍明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提到,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部分行政管理工作,也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如救灾款发放、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等。但是,本案并不涉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叶绍明也未参与村里的土地征用相关工作,因而绝对不可能满足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一审判决认定叶等三人实际是在协助镇政府实施与职权相关的公共事务,过于牵强,碎石厂项目与镇政府职权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叶绍明客观上没有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任何一种行为。本案张某等人已经取得了碎石加工项目,叶绍明是基于与张某等人的债务关系,而获得的碎石加工项目的部分经营权利,而非是基于职务上的便利。叶绍明与张某等人将经营权转包给楼振明,也有民事转让合同为证,是正常的民事行为,叶绍明等人与楼振明之间关于承包费之间的争议,完全可以由民事法律来调整,跟索贿、受贿完全扯不上关系。办案机关割裂了本案客观存在的民事债务关系和经营权转包关系,错误认定叶绍明存在受贿犯罪,但是这一认定经不起推敲:本案没有行贿人,楼振明也不可能是行贿人,其不在叶绍明职务管理、影响的范围之内,而叶绍明只是一个村监委会主任,其在本案中没有利用任何职务便利,也没有为任何人谋取利益,行贿罪不可能成立。 总之,从在案证据来看,本案更像是一起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不能因为一方当事人是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何况也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就将其拔高为职务犯罪,往行贿受贿上去靠,这种做法不合适。 这起遭到法学专家质疑的村干部受贿案,最终结果如何,本社将保持关注。(《法律与生活》深度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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